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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邦茶座>>
最近时期之内，梁衡先生名为《人生谁能无补丁》的散文集，刚一出版发行，便引来了一阵关注，并且获评了“政邦推荐·2023年度好书”这一赞誉。与此同时，在《觅渡》《洗尘》之后之际，随着他的散文集名为《重阳》的书籍问世，“梁衡散文三部曲”至此也已然完成，其被称作为“它是以五十周年的亲身经历当做纵坐标，还把其间的重大事件、主要情节、基本道理做为横坐标，是一位记者、学者以及官员的所见到的、所思考的内容。”。
我与梁衡先生是交情深厚的老友，我俩始终相约要做一期政邦茶座，从酷热的夏天开始，一直到凉爽的金秋时节，期间遭遇了各式各样的“不巧”状况，最终得以成行的时候，却发觉这种“不巧”其实也是一种巧合。
梁衡先生于新作里写道，“岁月蹉跎命多舛，人生谁能无补丁。老树不废发新芽，风雨过后总是晴。”他缘何提出“补丁哲学”，这对人生而言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本期政邦茶座，与梁衡先生共同聊聊文学，谈谈人生。
本期政邦茶座嘉宾是梁衡，他是著名散文家，是学者，是新闻理论家，是科普作家。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导师，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是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总顾问，是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普首席人文顾问。他曾担任《光明日报》的记者，曾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，曾担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。其作品含新闻四部曲，分别是《记者札记》，《评委笔记》，《署长笔记》，《总编手记》，散文集包括《觅渡》，《洗尘》，《树梢上的中国》，《把栏杆拍遍》，《千秋人物》，还有科学史章回小说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。拥有《梁衡文集》九卷，《梁衡文存》三卷。曾荣获赵树理文学奖，鲁迅杂文奖，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，全国好新闻奖以及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先后出现诸多作品，其中有《晋祠》，又有《觅渡，觅渡，渡何处》，其中还有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；除以上之外呢，还有《壶口瀑布》，更别说包含了《夏感》以及那还有那《青山不老》；并且还有《把栏杆拍遍》；而从大类方向来说，总有着这样等60多篇依次出现的文章，先后被选进到了大、中、小学教材。
政邦茶座主持人：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
高明勇：仔细去梳理您的创作历程，真的是很让人感慨，这一点使得好多人都特别出乎意料，大家都觉得您按照从“山水散文”向“政治散文”这样子发展下去，有名的篇章不断涌现，完全可以算得上是功劳也有了一定名声也是有的极为成功了，已然是抵达了个人创作所能达到的最高点，哪能想到退居到比一线低一级的位置之后，居然又去开拓出了如此一块全新的领域。
梁衡：
我也曾思考过此问题，想必关联着我自身的思维模式。我这般的思维模式，常常倾向于提出问题，且具备自身的一套思路。于任何事务而言，总会构建起属于自己的一套体系，并且相互贯通，相互交织，相互融汇。举例来说，我们往昔时常提及“森林覆盖率”，那个省份具体是多少，这座城市又具体是多少。在这方面表现最为出色的是江西与福建这两个省份，大概达到了64%左右。然而，一个城市或者地区的“森林覆盖率”，无法展现该城市或者地区的生存环境，举例来说北京市的“森林覆盖率”为25%，但这是算上昌平以及延庆之后的数据。随后又出现了“平原造林”这个词，你所造的林与天安门广场能有什么关联呢？完全没有关系。我可是最为清楚的，早前每天上下班都会路过天安门，到了夏天的时候，天安门广场下被晒得如同烤烙饼那般。即便郊区的“森林覆盖率”达到90%，对于城内而言也毫无作用。
所以，当时我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做“城市灰绿比” ，这“城市灰绿比”是什么呢，它是城市生态系统范畴内的，指的是灰色的部分与绿色的部分的比例关系，也就是正面与负面；怎么去看一座城市的生态状况呢，用这个“城市灰绿比”来衡量，具体来说，就是马路面积、房屋建筑面积、汽车保有量这些属于灰色部分，而绿地、绿面（包含绿墙面、屋顶）、水面属于绿色部分，二者之比所构成的“城市灰绿比” ；马路、建筑的外立面会产生热辐射、光污染，汽车尾气存在污染情况，这些都属于环境的负面因素，也就是灰色因素；而只有水面、绿地（涵盖乔、灌、草）、绿面才属于正面因素，也就是绿色因素。
高明勇称，在之前他目睹这个情况时，事实上它涵盖了诸多领域，像是理念定位领域，建筑规划领域，工程设计领域等，这与文学已然没多大关联了。
梁衡：
嗯，环境污染究竟该凭借什么去矫正呢？那便是绿色的正面环境矫正，其中涵盖种树，关乎森林覆盖率，并且还应当种草，涉及草地覆盖率，另外还有水面。我时常将天安门广场与华盛顿广场作比较，很显著华盛顿广场是一个存在水面的广场，有着薄薄的大概仅仅 30 公分深的水面，此水面一直连通至华盛顿纪念碑。而咱们的天安门广场，就那样在太阳的照耀下暴晒着。就目前而言，我们所具备的工程能力那可是相当强的，每到国庆节的时候，去搭建一个台子的话，能够做到说搭就迅速地搭起来，在进行水面相关工作时，也是极为轻松简易的，比如说去搞一个水面，当有需求的时候，能够把它临时地遮盖起来，时而能变为冰场，时而又能变成游泳场，这些都是完全可行的。其实，做这些事情并非是很难的，只是，一直以来就是没有人会以这样的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罢了。
直到这个时候我依旧觉得“城市灰绿比”是相当关键的一个学术见解，随后我刊发了内参，又在《中国林业报》上发表，仅是担忧这块学识走向失传之境，就把它完全发表出来，囊括书中的附录，可直至当下依旧没能引发重视，在2012年的学术会议上，我宣读完论文后发改委一个处长显得极为兴奋，马上表示，邀请我到他们的会议上去讲述一番，这是跟城市规划相关的存在问题，然而同样没有后续消息，他身为一个小处长也是颇为无奈，所以，一件事情若想成功达成，有时得历经多少岁月。
高明勇表示，这个事情，致使他回想起，您当年创作的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，该书曾引发相当大的轰动，而在他身边，存在着不少粉丝。
梁衡：
倘若我的创作存在另外一个并非主脉的高峰，那便是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，它属于另外一个方向的分支，然而这些都与我的思想特性相互关联，有着紧密联系。
高明勇称：您之前讲，您的思维模式其一为批判性、针对性，其二事实上是系统化，其三应当是交叉性，我觉得是擅长于在交叉区域寻觅突破口。如同社会治理，以往民间存在“九龙治水”这般的说法，交叉区域常常都是易于被忽略的地方，您反倒于这个区域有所成就。
梁衡：
毛泽东搞革命根据地建设，不是常提及“三边地带打天下”么，就好比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这一典型的三边地带情况，一方面涵盖文学领域，一方面涉及科学范畴，还有一方面关乎教育层面。科学家没能力撰写这类内容，作家也没法写出此类作品，老师同样写不了这样的东西，反而是做采访学校这项工作的我这个记者，身为“杂家”，能够创作这个东西，原因在于我既接触科学家，又从事文学创作。
高明勇：“三边地带打天下”什么意思？
梁衡：
毛泽东于井冈山上写下颇为著名的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何能够存在？》 ，在那篇文章当中讲述了一个观点：那时候， 他同上海的党中央观点并不一致，上海的党中央打算搞城市斗争，而他坚守要在湘鄂赣，也就是三省交界的三角区域建立根据地，他觉得三省交界之处是敌人统治力最为薄弱的地方，当然，不止湘鄂赣，许多根据地皆是如此建立起来的。
事实上，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算得上是一个高峰，我觉得这也是一次突破，然而要是依照时间顺序来算的话，这个跨度的时间长了些许，前后大概是两年左右的时间。我是于1982年开始撰写的，1984年进入中央党校，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，得以专心完成写作。该书总共三册，在去中央党校之前我就已经写完了第一个分册，并且出版了。三册全部出齐至少是在两年之后了，大概是1986年，亦或是1987年。关于这一点，在我的传记《孤帆觅渡》里记载得较为详细。
高明勇：客观上，事业的平台带来的眼界变化也不一样。
梁衡：
没错，那时党史已然开始出现某些解密情况，诸如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这般的重大事件，一些资料是能够得以看到的，当时发布周恩来相关文章数量最多的乃是《中华儿女》杂志，其采访了不少当事人。故而，在我撰写周恩来的时候，便将刊物的合订本全部调取过来，堆叠起来比我的办公桌还要高，我就这样查阅了诸多资料，那里面存有大量目击者的回忆。这便是于1998年完成的《大无大有周恩来》。
高明勇：见缝插针去写作，也成了您的一个特点了。
梁衡：
没错，极具趣味，党校的阅览室是依据专科类别来划分的，举例而言，哲学阅览室、文学阅览室以及党史阅览室里藏书丰富，前往阅览的人员众多。然而科技阅览室呢，前去看书的人极为稀少，我于那个地方待了两年之久，最终才完成全书初稿。
有一回，在鲁迅文学院讲课之际，底下坐着一名学员，是从新疆过来的，其身处教育系统。那个人蛮有意思的，讲梁老师您那本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他讲自己在中学阶段偏向理科，看了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后，觉得里面文字很有意思，便喜好文科了。他讲这能写成小说，如同《三国演义》那般有趣，他就是从文学层面来欣赏这本书的，后来他就从事文科方面的工作了。有他的一位同学，这位同学与他恰恰相反，这位同学偏好文科，在其看了《数理化通俗演义》后，凭借文学的手法被引入了数理化王国之列，他表示科学家的故事这般生动，他宣称自己要成为科学家，于是他报考了理科。
他讲，最具趣味的是，他俩毕业之后，先是工作，而后教书，数年过去，返回同一单位，那是省里的一个教学指导机构，一个负责文科方面，一个掌管理科方面，从而成了同一单位的同事。他们交谈时提及，两人最初因为同一本书走上不同路途，只是过程中有所交错，进而把人生轨迹给改变了。
高明勇称，“交叉性”这个词汇，既助于针对您的文学创作予以解读，还涵盖其他层面，的确是思维方式的一项主要特性。缘何会存在这般思维方式呢？
梁衡：
在1983年发生了一件事，一直到去年算起来正好历经了整整50年，那时钱学森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思维科学筹备会，他长久以来一直都特别想开这个会，可进入到晚年后，他便不再从事军工方面的事情，也不再去做具体的事务了，实际上他那时在钻研哲学，他觉得不管是何种科学，不论是什么文理学科，最终所涉及的都是思维范畴的东西，他始终想要创立一个名为思维科学的学科，直至如今这件事情都没有办成，那场会议大概仅有五十多个人参与，当初我记载了一个小笔记本，上面是完整的会议记录，如今已然成为文物了，当时在与会者当中我的年龄是最小的，其余的大多数人都已经离世了。出于对有可能致使此文件灭失缺失的担忧栏杆拍遍(梁衡政治散文集) 梁衡 同心出版社，于去年展开抢救进而进行整理，最终发表在了《书屋》杂志2023年第5期中的表述，其内容主要是钱学森的讲话。
彼时，我身为光明日报记者，那时，我亦在留意思维科学。而后，太原军工厂有位名唤张光鉴的工程师, 他与钱学森颇为相熟, 遂邀我一同参加。钱学森这人很不错，毫无架子，下面倘若谁萌生了新思想，他全然不在意其出身如何，哪怕仅是个普通的小工程师，他也会与之交往。他纯粹是从学术层面去思量问题，并非从其他方面来考量，这便是他的人品。
现阶段，我尚未拿定主意，这个笔记本最终会捐赠给哪一家栏杆拍遍(梁衡政治散文集) 梁衡 同心出版社，会安家于哪一户。在太原，存在着一个名为“梁衡图书馆”的地方，它是用来收藏我的图书的。而我的故乡霍州，其县档案馆，也在专门致力于收藏我的档案。
高明勇：能感受到，您对故乡还是饱含深情的。
梁衡：
嗯呐，确实是这样，虽说我在年仅八岁之际就跟故乡作别了，然而一直到高中阶段，我始终维持着每年暑假都必定回去的习惯，究其缘由，乃是因为在村子里有我的爷爷，我妈妈他们那一群人全都特别尽孝道，身为儿媳妇的她每年暑假都会回去帮忙照料一下老人家。
高明勇，刚才您提及了“交叉性”的思维方式，此次会议，对您而言，理应是有着极大影响的。
梁衡：
“交叉性”，无疑是和我的工作存在关联的，身为记者势必要具备“交叉”的能力。然而从事记者工作的人数量众多，其他人未必会进行如此诸多的思考。这一情况，是与受到钱学森的影响相关的，在思维科学讨论会上，他阐述了思维存在几种形式。其一为形象思维，其二是逻辑思维。其三是灵感思维，他觉得灵感颇为重要，能够激发创造。随后我研读黑格尔关于灵感的论述也极为精妙，他提及什么是天才，天才就是有些人碰到一件事情，随即就能将其转化为一首诗、一首乐曲、一幅画，那便是天才。实际上就是钱学森讲的灵感。
第四种，钱学森讲过一种社会思维，也能称作综合思维。我记得采访一位科学家时，他讲我们卫星上天，属于技术综合。卫星上的所有东西，都在地面进行过多次试验，之后他将其综合起来。第一次上天若万一出事该如何。都是经过诸多证明，最终证明这东西绝对是好的，然后综合在一起。所以综合思维极为重要。
当时，社会上对于特异功能有没有这一问题争论得极为激烈，钱学森讲了第五种思维，于光远坚持认为没有，钱学森则坚持说有 ，钱学森表示若承认，那么还应有第五种思维，即特异思维，它与常人不同。
实际上，我觉得钱学森讲的没错，就像爱因斯坦的思维，当属极为特异独特的那种思维，谁能料到那般抽象的事物，他却能想到，并且多年以后，一步步验证证实他是正确的。他并非依靠实验得出结论，而是凭借思维达成的。所以物理学划分成两类，一类称作实验物理学家，另一类称作理论物理学家，理论物理学家的思维，远远超越超乎常人的思维。
高明勇，您于最近两年还出版了别的一些小册子，像《天边物语》，很显然，它和您的其他创作不一样。
梁衡：
站在我的立场而言，这同样构成一种突破，鉴于其当属笔记体格式。于古时候而言它们俱是存有传统的，像张岱所创作出来的小品文是这样，像沈复所含有的《浮生六记》亦是如此。重要之处在于灵感思维层面出现的突破，这能够讲是第三个思维所带有的特性。
当下最新的突破之处在于，去年一整年我发表了一系列回忆录，这些回忆录所忆内容为我当年大学毕业刚踏入社会之际，于塞上的生活，此乃名为“梦回塞上”的系列，目前这些回忆录均已结集出版，出版的书籍便是《人生谁能无补丁》。
高明勇：“补丁”这个说法很有意思。
梁衡：
事实上，我特别渴望撰写一本关于回忆往昔生活的书籍，而且我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。文革期间，在学校里被耽搁的大学生，涵盖了66、67、68、69、70这总共五届，他们被称作老五届，在分配工作时，又全都不是专业对口，而是前往农村进行劳动。必须得工作，那就得重新补知识漏洞，也就是要学习许多东西。其中最大的补知识漏洞行为，便是去考研究生。从边塞返回北京，这可是一条极为狭窄无他路的桥，倘若你能考到北京来，必然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所以，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叫“社会人的童年”，人一到六岁，属于自然人的童年阶段，大学毕业初到社会上的六年时间里，学习独立则是社会人的童年。将来，我打算把这十篇单独出版成一个小册子，就如同《浮生六记》那般薄薄一本，会找一个擅长的插图师来配图。
高明勇，除了“补丁”说之外，还有呢，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，您另外还曾经提出过一个“夹层说”句号。
梁衡：
没错，夹层面包。先搞上几年实践，接着再搞几年理论研究或者去进行学习，之后回来继续实践。故而，在中国出现像我这样，既是官员，又是作家，还是新闻记者的，恐怕就仅仅只有我这一个了，毕竟时代不会再度重复。身为边塞的一名小记者，逐步成长为一名署长，并且是在夹层中成长起来的：从省报记者，到省委宣传部，再到中央报纸记者，然后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，最后是人民日报副总编。如今连新闻出版署都已撤销，不可能再出现一个署长了，我这样的成长经历是一个个例。
高明勇：还真是，实践出真知，从个人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。
梁衡：
起初，我投身于劳动，劳动结束后便参与工作，进而步入当地县委宣传部，紧接着是《内蒙古日报》，那属于报纸范畴。随后，抵达山西省委宣传部，之后奔赴《光明日报》，瞧，依旧是报纸。再往后，前往新闻出版署。而后，又去到中国第一大报《人民日报》，仍是报纸类。我这般堪称标准化的“夹层式成长”，自县委宣传部至省委宣传部，从地方报纸步入中央报纸，从从事新闻转向管理新闻，无一遗漏，层层递进。如今你若想寻觅如此典型，着实难于找到。并且，我有着诸多文章，特别是那些被选入教材的文章，随后我进行了一番回忆，凡是刊发于光明日报的文章，被选入教材的数量是最多的。从这一情况来看，实际上我为此要对光明日报心怀感恩。
当要提及接连不断地实行突破，不间断地进行转型时，大概便是这五个层面，一回又一回地超越自身，直至已然到了如今这般境地，我已然年纪一大把了，快要迈向80岁了，于后来基本上不太有再度实现突破的可能性了。
高明勇：我估计难，您注定是“不安分”的人。
梁衡：
要是讲还有一桩事儿渴求去突破一番，此即撰写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文章以后，接着我便打算再度深入钻研一下怎样去写作，着手撰写一本名为“文章做法”之物，弄出一个具备理论化特性的东西。“文章做法”，在当年是有诸多人士撰写过的。其中就涵盖了叶圣陶、夏丏尊、周振甫等等。
高明勇：是的，也包括梁启超、唐弢，都专门研究过。
梁衡：
他们那一代的知识分子，做了数量不少的研究，其做法极具经典性。然而时代处于发展进程中，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，便是诸多引文，像古文这类，当下已不合适。此次我打算在“文章做法”方面进行创新，全部引用我自身的写作实例，借助我的文章来阐释我的这一理论。举个例子，“文章五诀”，即“形、事、情、理、典”，每任何一篇、每一个单独的字、每一诀，皆列举我自己所创作的文章，“文章五诀”已正式被选入高中课本，去年出版的高中课本里面专门设有一段对此进行介绍。
这本理论书，我一心想着尽快弄完，框架已然存在、时间过去好些年，整体讲稿目前有十七八讲，一讲一讲地去谈，想起来便做一下，陆陆续续也发表过一两讲。当前写作状态大致如此。
高明勇称，在散文家当中，您想来也属那深谙讲述故事之道的文人，就像前些年所著有关居里夫人的《跨越百年的美丽》，以及近些时候讲到贵州“金钉子”的那段事迹。
梁衡：
优秀的作家，必然得擅长讲述故事，谈及此处，我的文章存有另一特性，我曾于“新闻四部曲”中有句话，称作“我们身为记者所为何事，是为无名之人传播声名，为隐匿之人树立传记”，记者需去探寻发觉，而后我将此理念迁移至文学创作当中，我大致亦是这般，即为这些无名之人而创作。
那个在《金钉子》里被写到的教授，他所从事的这个专业极为偏僻，恰似陈景润往昔钻研数学那般，他已然被众人忘却，这位老教授颇为可怜。恰好贵州新近打造了一个地质博物馆，在开馆之际让我去参观。于参观之时，我瞧见里面墙上有关地质普及知识的内容中有一个词，叫做“金钉子”，我便萌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况且“金钉子”形象得很，是在地层相互交叉的那个部位做个记号。当年美国修筑南北铁路，在最后一根铁轨接通之际，据说美国人很是浪漫，他们实实在在地用了一个纯金打造的钉子，把它砸在最后一根枕木之上。因之，地学界将其借用来当作是用于地学研究的符号，要是你寻觅到了那个地层接缝，那么便算是找到了“金钉子”。
高明勇：其实您的创作，和文学界总体上不算一个路数。
梁衡：
所以文学界不认我呢，也不是说人家不认，反正是没混在一块。
高明勇表示，当年存在这样的情况，批评家谢有顺针对当代知名的散文大家给出了某些评价，那时他运用“工而不自由”来评判您的散文创作。实际上，于“自由创作”以及“苦心经营”之间，始终存在着一种左右摇摆的状况，难以确切讲某一篇文章真正达到了恰到好处的程度。所说的“苦吟派”，在历史范畴内也是具备这样的传统的。许多时候，文学创作没办法过度去谈论才情。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，当一个人处于年轻阶段，说这个人创作具备才气，或许是一种鼓励或者表扬。可是呢，当人到了特定的年龄阶段，积累了些许沉淀，又或者抵达了一定的层次境地之后，在这个时候呀，或许并非是在讲人有没有才情资质。
梁衡：
你所讲的这番话表述得极为出色，事实上作家到了最终阶段比拼的是思想。我始终怀有想要撰写一篇文章的想法，我们常常会提及谁是才子，好比之前就有人讲老梁你是才子，等到了特定的年龄，当有人称我为才子之际，我感觉仿佛是在斥责我一般。
高明勇称，说话之人不见得怀揣恶意，只是在表明不存在更优之词用以替换，这还关联到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怎样去对一位作家的作品以及创作展开评价。
梁衡：
就算是历史人物，其中有不少是才子，然而还有一些是优秀的思想家兼文学家，像范仲淹便是典型例子。要是说李白是才子，还行，实际上李白已超越普通意义的才子。再举个影响力小点的，比如司马相如是才子也说得通。可要是讲范仲淹是才子，这就有点像是在贬低范仲淹了，他是那么心怀天下之人，绝非仅用才华就能概括。
2009年7月18日，我受到邀请，在“中央部长文史知识讲座”上，讲《岳阳楼记——我们该怎样做官、做人、做文》。讲课时，我顺势带出一个观点，由于涉及《岳阳楼记》，我表示中国历史上的作家能够分成两派，一派称作纯文学作家，像司马相如、李白等这样的，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，张岱所写的笔记，沈复所著的《浮生六记》等等。另外一派是政治家兼作家，并且这一派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主流，我将其称为“脊梁骨文学”。这个跟我们当下恰好相反，当下我们这儿纯文学处于主流地位，比方说像苏东坡、白居易他们，起码都是太守那个级别的，范仲淹是副宰相那个级别的，我觉得他们是中国文学的脊梁人物，你如今数一数唐宋八大家，这些人基本都有着政治经历，王安石也是如此，那次讲座之后我编选了一本书《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》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，发行情况良好，连续印了多次，也正因为这个，季羡林先生给我的散文起了个外号，“政治散文”，我是继承了这一类别。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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