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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篇发表在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8年第5期,其原名《辛弃疾 一世之豪》,请勿擅自进行转载,如有侵权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。
辛弃疾 (1140~1207)
南归的英雄
辛弃疾诞生的那一年,正值宋高宗绍兴十年(1140年),南宋在历史上迎来了一次充满希望的北伐之战。然而,由于高宗皇帝接连下达12道班师金牌,导致此次北伐功败垂成。岳飞将军悲痛欲绝,仰天长叹:“十年的努力,竟在一朝之间化为乌有!”紧接着,次年宋金双方达成了第二次议和协议。
辛弃疾少年时代,南宋所谓的“中兴四将”相继离世,在秦桧掌权的那段岁月里,朝廷中的主战派官员纷纷遭受迫害,士气遭受重创,早已不再是诗人陆游所描述的那般景象:“绍兴之初,我尚是孩童,亲眼目睹那些士大夫们谈论国事时的情景,有的瞪目咬牙,有的泪流满面,每个人都以捐躯报国、辅佐王室为己任,即便敌对势力嚣张,他们也能视若无睹。”
辛弃疾在沦陷的山东济南地区长大。他的祖父辛赞,尽管在沦陷区担任县令一职,内心却始终怀揣着光复的志向,渴望为国家效力。辛赞拥有丰富的军事才智,经常带着辛弃疾和其他子孙辈登高远眺,向他指出哪些地方曾是战场,哪些地方可以作为起义的依托。到了绍兴二十三年(1153年),金国君主完颜亮将都城迁至燕京,并开始举办科举考试。辛弃疾在通过乡试之后,接连两次前往燕京参加考试——对他而言,参加考试仅是借口,他真正意图是深入河朔地区,寻找机会发动起义。
不久,机遇便显现出来。绍兴三十一年(1161年),完颜亮将都城迁至开封,率领大军南征,然而很快便遭遇了内部纷争。留守的完颜雍自立为帝,并迅速占据了燕京。此时,前线的金兵军心不稳,紧接着发生了叛乱。最终,完颜亮被自己的部将所杀,大军不久后便开始北撤。
辛弃疾,年方二十一,同时他组建了一支两千余人的队伍,在济南周边山区发动了起义。在北方的义军中,以农民出身的耿京为首的队伍影响力最为显著。当其他士人还在犹豫不决时,辛弃疾率领自己的部队归附耿京,并担任了掌书记一职,负责全军文书事宜。然而,不久后,辛弃疾劝降的义端和尚却窃取了印信,擅自逃离。辛弃疾为了履行军令,果断在途中将其截杀。
辛弃疾在金军围攻之际,向耿京提出,义军应当南下归顺南宋。然而,正当辛弃疾觐见高宗皇帝,商议归附事宜准备返回之际,不幸得知耿京已被叛将张安国所害,义军主力已溃不成军,而张安国则投降金国,担任了济州知州的职务。据史料记载,辛弃疾迅速集结了一支由五十人组成的义勇队伍,他们迅猛地进攻济州,成功在敌军阵营中擒获了张安国,并将其捆绑在马背上。随后,辛弃疾现场召集了众多士兵,使他们倒戈,一同向南逃亡。张安国最终被押解至杭州并被处决,而辛弃疾的部下们后来则被朝廷任命为江阴军的签判官。
多年之后,辛弃疾在江西铅山过着闲适的生活,他仍能清晰地回想起往昔的情景。在那首名为《鹧鸪天·有客慨然谈功名,因追念少年时事,戏作》的词篇里,他如此描绘:“当年我壮年时,旗帜簇拥着千军万马,身着锦衣的骑兵勇猛地渡过长江。敌军夜间吹奏银胡觮,我军箭矢清晨如金仆姑般飞舞。回首往事,感叹今日的自己,春风吹拂却无法染上我那白髭须。那些曾写的万字平戎策,如今却只能换来一本东家种树的书。”
南归归来,朝廷对于擅长北方沦陷区的辛弃疾这类后来归顺的“归正人”产生了偏见。然而,辛弃疾往昔的英雄壮举已在有节操的士大夫间流传甚广,备受推崇。以至于当辛弃疾意外地以词作闻名时,许多人连同他的门生范开都持有相同的观点:“他一生豪迈,以气节为荣,以功业为傲,本应将才华用于清雅之事,为何却要在歌词上耗费心思,不过是抒发情感的工具罢了。””显然,对于这样一个英雄,以词人观之,无法真正了解他。
南宋初期十年,朝廷对辛弃疾颇为器重。他历任江阴签判、建康通判、滁州知州等地方职务,最终升至京西路转运判官、荆湖南路安抚使等要职。然而,一心想要收复中原、报效国家的辛弃疾,却始终未能如愿施展才华。南归后不久,张浚所率的宋军在符离遭遇惨败,主战派人士再度被排斥出朝廷。在沉闷的氛围中,辛弃疾于孝宗乾道元年(1165年)撰写了十篇论文,命名为《御戎十论》(又称《美芹十论》),并将其呈递给朝廷。在这十篇论文中,辛弃疾深入剖析了金国表面强大实则虚弱的本质,同时针对南宋如何增强国力、化被动为主动、把握时机收复中原,提出了详尽的策略和计划。
当时这些建议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。五年光景过去,辛弃疾依然坚持己见,再次向曾击败金军的宰相虞允文献上了九篇论述,这些论述后来被统称为《九议》。在《美芹十论》的基础上,《九议》的内容更加侧重于实际的军事策略。辛弃疾年届三十,胸怀壮志,于前言中向虞允文立誓:若采纳其全部建议而未能取胜,抑或未采纳其建议却意外获胜,他均愿以死明志,向世间那些妄加评论者谢罪。然而,遗憾的是,这些建议再次被搁置一旁。
由于政治抱负长期未能实现,辛弃疾便在同仁的宴饮和歌咏中倾诉心声。在这样的欢宴场合,他笔下的词作风格与前人截然不同,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恢复故土、洗雪国耻的坚定意志和强烈愿望。在为同僚赵彦端庆生的酒宴上,他挥毫泼墨,吟咏道:“听闻清都帝所,欲挽银河仙浪,西北荡涤胡沙。”在另一场宴会上,他挥毫泼墨,创作了《满江红》一词,其中有一句:“袖中宝物闪耀五彩,他日定要修补天际西北。待他日归来,谈笑风生,守护长江,波光清澈。”而在一次攀登建康赏心亭的游玩中,辛弃疾挥洒才情,留下了流传千古的《水龙吟》:“楚地天空辽阔,秋意无边,水流随着天空延伸,秋色无边。远望山峦,眼中满是忧愁与怨恨,如同玉簪与螺旋发髻。夕阳西下,孤雁哀鸣,江南游子心绪难平。手持吴钩,拍遍栏杆,却无人能理解他登临的意境。”不言鲈鱼肉质细腻,西风劲吹,季鹰是否已归巢?若求田地,恐怕会羞于见刘郎的才华。遗憾的是时光荏苒,忧愁如同风雨,树木亦如此变迁!不知该请何人唤来,红衣翠袖,拭去英雄的泪水。
辛弃疾在词作中常常引用典故,“季鹰归未”与“求田问舍”这两个成语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。前者描绘了西晋时期官员张翰(字季鹰),他原本是南方人士,在洛阳任职期间,因对江南的莼菜羹和鲈鱼脍念念不忘,最终选择辞去官职,返回故乡。后者则是讲述了三国时期刘备对许汜的讽刺,在天下大乱之际,许汜却忙于购置田产和房屋,只顾个人利益。辛弃疾心怀壮志,自然对这种只顾个人私利的做法感到不屑。然而,自他被贬居家,难以得到任用,那种英雄无处施展的失落与自嘲,如同鲈鱼的美味却无人品尝,这才逐渐在词中流露出来。从信州的带湖到铅山的瓢泉,他壮年时期近二十年的光阴,只能在家乡的田野间虚度。词人稼轩虽无力收复中原,却在词作中成就了千古传世的豪情。
《溪山行旅图》,北宋 范宽 作 (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)
词人的干才
辛弃疾在归去来兮之前,还有十年的光阴可以施展他的才华。无论是担任地方官职还是高级官员,他在任职期间所取得的成就,无不明确地证实了叶嘉莹对他的评价:辛弃疾不仅是一个富有情感和理想的诗人,他更是一位在实际行动中能够成就事业的人。他具备谋略、度量、见识和手段,而且是一位能够随机应变的英雄豪杰。
乾道八年,即1172年,辛弃疾受命担任滁州知州,彼时滁州地处南宋边陲,荒凉偏远,城墙倒塌,民居残破,市场冷清,一片荒芜景象。辛弃疾上任后,多次上书朝廷,首先便免除了当地百姓的赋税。辛弃疾为了吸引流民回归故土,特意提供贷款帮助他们修缮房屋,安顿下来。同时,他借鉴古代屯田制度,将土地、农具、牲畜以及种粮分发给这些人,让他们在平日里耕作,闲暇时则选拔壮丁进行军事训练。无论走到哪里,辛弃疾心中始终牵挂着军事操练和攻守战备。为了吸引商人,他还承诺给予他们大幅度的税收减免,并着手修建旅馆和客舍。据当时史料所载,仅仅半年光景,滁州地区的流民便纷纷返归故里,街头巷尾的商铺鳞次栉比,曾经荒芜的气息也随之消散。
不久,辛弃疾迎来了一个施展才华、再次领兵的机会。担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一职的辛弃疾,利用在当地招募的民兵队伍,成功击败了由赖文政统率的起义茶商军。此前,这支部队约有四百余人,他们沿着荆南一路向湖南进发,曾屡次击败沿途驻守的南宋军队。
辛弃疾真正感到自豪的成就,或许要数他在孝宗淳熙七年(1180年)担任潭州知州兼湖南路安抚使期间,创立飞虎军的那一壮举。当时,湖南地区曾频发武装暴动,而主要的起义力量则源自当地的“乡社”武装团体。邓广铭在《辛弃疾传》中提到,湖南境内,从潭州延伸至郴州、连州、道州以及桂阳军等地区,自古便存在一种名为“乡社”的武装团体。这些团体中,有的被称为“弹压社”,有的则称作“缉捕社”。这些组织内部的民户数量不等,有的仅有两三百户,而有的则多达五六百家。这些组织的领导者,无一例外,均为一乡之中的豪强首领。位于偏远山谷的这些乡村社区,实际上成为了地方豪绅欺凌村民的工具。在湖南各州县推行政令时,往往因这些乡村社区的抵制而难以实施,有时它们甚至武装起来,公然与南宋政府对抗。
南宋时期的官府军队纪律涣散,腐败严重。为了镇压乡里的骚乱,辛弃疾向朝廷提出建议,计划组建一支名为“湖南飞虎军”的军队。鉴于要在一个月内建成营房,而所需的二十万片瓦无法及时烧制,辛弃疾便决定向长沙城的居民购买。他要求每户人家提供二十片瓦,并在瓦片送达后立即支付一百文钱。就这样,在短短两天内,所需的瓦片便迅速筹集完毕。为了克服石料短缺的问题,辛弃疾从当地挑选了犯人上山开采石材,而他们需缴纳的石块数量则依据各自所犯罪行的大小而定。如此一来,石料问题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解决。然而,正当辛弃疾即将完成军队建设之际,朝廷中有关他“搜刮民脂民膏”的弹劾奏章也递了上来,紧接着“御前金字牌”便送到了辛弃疾手中,命令他立刻停止军队建设的相关事务。辛弃疾在获得金牌后,选择暂时保密,最终在规定期限前完成了任务,同时将完成的图册一同呈上,此举成功洗清了“聚敛”的指控。
辛弃疾在职期间,其行事之勇猛果断,既为他赢得了众人的赞誉,却也招致了一些人的嫉妒。果然,不久之后,谣言和弹劾再次向他袭来。次年腊月,辛弃疾被剥夺了官职,被弃置不用。
恰逢其时,他在带湖岸边新建的住宅已经落成,而在住宅对面,他特别开辟了一片稻田。因此,这座新居被命名为“稼轩”。其名与苏东坡的别号有异曲同工之妙,均与农事相关,这样的岁月给予了词人辛稼轩充足的时间来创作。
自那时起,曾经轻视“求田问舍”之道的辛弃疾,也不得不在家中寻觅乐趣,倾诉自己的抱负。他的心境,正如他不久前所作的《沁园春》中所言:“秋菊可食,春兰宜佩,留待先生亲手栽种。沉思良久,唯恐君王恩赐未允,此意萦绕心头。”
余事以作词
辛弃疾的志向并不专注于词的创作,他致力于其他领域,然而,他所留下的词作品数量竟高达六百余首,这在两宋词人中堪称之最。
谈到宋词,人们常常将“苏辛”并提,视为豪放派的典型代表。在元代散曲作家贯云石的《阳春白雪序》中,有这样一番言论:“有士人曾说:自东坡之后,便迎来了稼轩的时代。”
然而,辛弃疾那豪迈的词风并非刻意模仿苏东坡。他的弟子范开在《稼轩词序》中阐述道:“世人常说辛公的词作与东坡相似,实则并非有意效仿。若从辛弃疾内心的积蓄出发,其词风自然与东坡相近。东坡先生曾自述,他与弟子由共同作文无数,却从未有过刻意作文的念头,且认为这些作品多是在谈笑间不经意间完成的。”公共的言论亦如此;若非在嬉笑中领悟,便在行乐中体会;若在行乐中亦未能领会,那么便在醉墨挥洒之际感悟。笔未落定,宾客争相藏匿离去。有时在闲暇之余研读石碑,兴之所至即挥毫泼墨,亦或低声吟咏却不留痕迹,随意记录后又将文稿付之一炬,因此作品多散失。这并非有意作文,至于东坡先生,他的作品也是如此。
豪放不羁的个性所致,其风格的形成,自然非刻意模仿可得。然而,正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所言,“东坡之词旷达,稼轩之词豪放”,苏辛二人在放纵的性情中,各自有着独特的风貌。这种差异,或许可以从两个小故事中窥见一二。众所周知,东坡晚年有一位名叫朝云的侍妾相伴,有一次,他在饭后散步时,拍着肚子询问身边的人:“你们认为,这里面装的是什么?”两位女仆各自回应道:“文章满腹,智慧横溢”,唯独朝云独出心裁地说:“学士心怀不合时宜之志”,东坡听后忍不住捧腹大笑,觉得她与自己志同道合。同样,辛弃疾也有一则关于侍妾的趣事。据宋人笔记所载,辛弃疾在饶州期间,妻子患病,于是请来医生为她把脉。当时,一位吹笛的侍女正站在一旁,辛弃疾指着她说:“老妻病情稳定,就把这位姑娘作为礼物送给您吧。”没过多久,妻子康复,辛弃疾如约将侍女赠予医者。而且,他还将这一经历融入词作《好事近》中:“医者索要报酬,我哪里有那么多财物?仅有一枚金币,也能装满盒盘。我歌舞之际,情绪变得凄凉悲伤,只剩下几支笛子。看着这火热的景象,我告诉母亲要好好休息。”
然而,尽管苏辛都曾遭受贬谪,但他们所抱持的高远志向和深邃情感却难以相提并论。其中,两人的词作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比。苏轼在黄州贬谪期间,创作了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一词,词中写道:“残月高悬于稀疏的桐树间,夜深人静,漏声已断。有谁见到那幽居之人独自徘徊,宛如那飘渺的孤雁身影。它惊起又回首,心中满是遗憾,却无人能够理解。它挑选了所有的寒枝,却不愿栖息,只能孤独地立于寂寞的沙洲之上,感受着寒冷。”他以孤雁自比,借物抒怀。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亦是一首抒发英雄失意情怀的佳作:夜幕降临,东风吹拂,繁花似锦,千树绽放;星光如雨,纷纷扬扬;宝马雕车辛弃疾 把栏杆拍遍,香气弥漫,穿梭于道路之上;凤箫声声,玉壶光影流转,整夜舞动鱼龙;蛾儿雪柳,黄金缕饰,笑语连连,暗香浮动;千百度寻觅,蓦然回首,却发现那人正站在灯火稀疏之处。
后人将苏东坡的词风称为“以诗为词”,而将辛弃疾的作品赞誉为“以文为词”。在辛弃疾的词作中,词的语言包罗万象,其笔触纵横捭阖,宛如作文一般。叶嘉莹在分析辛词时,特别指出其长调中内心情感跌宕起伏所展现的“盘旋”与“激荡”的艺术魅力,以及那些虽断句却语气连绵的句法,如“人言此地,夜深长见,斗牛光焰”等,这些均成为辛词的独特之处。辛词的风格独特,既在内容意境上超越了传统,突破了词的常规表达,又凭借英雄豪杰的胆识和策略,在艺术手法上打破了传统束缚;然而,从词的本质来看,它依旧保持着词那种曲折而深远的独特美感。
辛弃疾在乡间居住,湖畔铅山之地,常迎来友人的造访,与他们畅谈欢宴。岳珂在其著作中描绘了这一幕:“辛弃疾以词闻名。每当宴席,他总会让侍女吟唱他所作之词。尤其偏爱《贺新郎》这首词。他吟诵自己的警句说:‘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’又言:‘不恨古人吾不见,恨古人不见吾狂耳。’每当吟至此处,他便会拍打自己的大腿,笑问在座宾客的看法,众人无不赞叹,赞誉之声如出一口。””
欢宴虽多,但辛弃疾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为国家立功的壮志。别忘了,他被誉为一代英才,被比肩周瑜与谢安。在辛弃疾晚年再次受到皇帝的召见之际,年已八旬的诗人陆游特意作诗为他送行辛弃疾 把栏杆拍遍,诗中感慨道:“才高八斗常令人叹,管仲萧何亦属其流。”在乡居的日子里,辛弃疾最为期盼的便是好友陈亮的来访。淳熙十五年,即1188年,辛弃疾于铅山新建的住所竣工,随即迎来了从远方而来的陈亮。他们在瓢泉、鹅湖寺两地就国家大事及局势展开了为期十日的深入讨论,这一事件被后世誉为“第二次鹅湖之会”。自首次鹅湖之会以来,已过去了整整13个春秋。
宁宗庆元六年,即公元1200年,朱熹在武夷山病故。由于朱熹曾卷入“庆元党禁”,他的众多门生因顾虑而不敢前往武夷山进行吊唁。然而,辛弃疾听闻此事后,不仅创作了哀悼之词,还撰写了祭文,并亲自前往武夷山,对这位一代大儒进行了祭吊。
本文撰写借鉴了邓广铭所著的《辛弃疾传 辛稼轩年谱》;邓广铭的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;吴熊和的《唐宋词通论》;以及叶嘉莹的《唐宋词十七讲》。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最新封面“陈寅恪:史心和人心”
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44期第1061页,陈寅恪谈史心与人心
在纷繁喧嚣的时代,为心灵寻得一方宁静之所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将引领您领略阅读的雅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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